说是美国佬在芯片上卡我们的脖子，我们的对策是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芯片产业，拟投入的资金以万亿计，比之当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搞原子弹尚能成功，这回定然是胜券在握哦！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当今最先进的芯片是两纳米级的，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是二十几纳米，当我们做到两纳米时，国外又是什么情况呢？是一纳米？比一纳米更小？这种向小的竞争有止境吗？能不能不与之争？老子说“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，“不争”是否也是一种制胜的方式？

    如所周知，芯片小型化使我们尝到许多甜头，比如蜂窝移动通信，从2G、3G、4G直到5G，我们越来越快捷方便，人工智能，无人驾驶，更有着诱人的前景——人类器官芯片化乃至超越人类的机器人。然而这些强大的科技究竟会给人类带来什么福祉呢？

    其实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，它给我们带来福祉的同时，也破坏了我们“诗意的栖居”，比如现代化的城市如同钢筋水泥的囚笼，比如人类登月就破坏了许多美丽的古老神话。“诗意的栖居”是海格德尔的理想，海格德尔认为现代科技走过了头，然而由于“路径依赖”，我们没法回头，于是科学技术绑架着人类前行，科学技术的强大张力，无可避免地转化成为人类的精神压力，使我们并不比古人更幸福。

    现代科学起源于古希腊哲学，特别是起源于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理士多德师徒三代，这或许是一个偶然的原因，由于亚理士多德本人就是一个博物学家，使他对生物学分类的理解——界、门、纲、目、科、属、种——嫁接到物之理上，才使一系列的“科”学为之诞生，并沿着其逻辑路径前行到现代。如果将李约瑟之问“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科学？”改成“为什么科学的源头在希腊？”，那么回答就应该是“因为碰巧亚理士多德是个博物学家”。而起于巫覡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，却有着将动物分为介虫、鳞虫、羽虫、毛虫和倮虫的分类学。

    毫无疑义，杨振宁是当今最具权威性的物理学家，然而他对李约瑟之问的回答却使中国的易学家们炸了锅。因为他将中国不能产生科学的原因归罪于《易经》，这就犯了大忌。杨振宁先生说“《易经》缺乏产生科学的两个要素之一‘形式逻辑’（他没有说《易经》还缺乏另一个要素‘系统实验’）”。如所周知，《易经》是中华文化的元典，这意味着杨振宁先生的回答是从“根”上否定了中华文化。杨振宁先生的书法和诗词水平反映出他的汉学素养非同小可，即便如此，他也不懂中华文化的底蕴，遑论西方的汉学家们，只有海格德尔是个例外。

    海格德尔并非汉学家，他只是在铃木大拙那里读到“禅”便有了认同感。据此我们发现了解读海格德尔的《存在与时间》的钥匙，海格德尔的“存在”与老髯的“道”乃是“同名异谓”的哦！然而海格德尔的惊人思想不在于此，而是认为人类的文明之车终究会倒回去，倒回亚里士多德脚下的十字路口，换个方向重新出发，而这个方向直指着“禅”。

    德国是盛产哲学的地方，在康德和黑格尔的笔下，终结了古典哲学，却又兴起了马克思，海格德尔的精彩在于，取经的方向变了，由西方转向了东方，需要参透的是一个“禅”字，那么禅是什么？

    其实只要懂得禅宗六祖惠能关于“菩提本非树”和“风动还是幡动”的两个公案，你就懂得了“禅”是什么。简单地说，“禅”认为“客观世界是主观世界的映射”。量子论的奠基人之一玻尔描述量子的行为说：“我不抬头，月亮不在那里，只有我抬头的时候，月亮才在那里”，这不就是“禅”吗？。还有著名的思想实验“薛定谔的猫”，其背后闪现的“魅影”，不也是“禅”吗？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现代科学从亚理士多德那里出发，经过了牛顿力学，经过了爱因斯坦相对论，到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论那里，才发现禅宗的和尚们早已在前方等待着他们。不仅如此，这还意味着“低碳生活”、“向自然回归”，才是人间正道。

    显而易见，老子的对策，是更高层次的智慧。